武汉华大病原实验室东区顺利改造完成,进入调试阶段。(央广网发 通讯员李安辉 摄)

  央广网武汉2月5日消息(记者张卓 通讯员田本灿)2月4日,武汉华大病原实验室东区顺利改造完成,进入调试阶段。投入使用后的实验室可大力提升新冠肺炎的检测速度。

  1月29日接到任务,要在5天内完成2000平方米的建设任务,时间紧,任务重。“从未参与过如此高标准的负压实验室建设,但是疫情如战情,一刻也不能拖延!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”中交二航局项目负责人刘宜全表示。身为党员,他不能退缩。

  当天,中交二航局党委紧急安排在汉的六分公司牵头,调集一公司、建筑公司、武港院、智行国际等单位共同驰援。这四天,中交二航局紧急调集人员近300名、各类车辆和设备20余台。此时,面对一线紧张的工期,一名名党员像一面面鲜红的旗帜,他们冲锋在一线,战斗在一线,激发了班组活力,让大家不惧挑战,直面疫情。

  我爸很支持,他知道党员要干什么

  卫霄最开始是准备回家过春节的,后来他响应武汉市政府不离汉的号召,选择了留在武汉值班,因此他也是1月29日第一批知道实验室建设的管理人员。而在这次的实验室建设中,党员卫霄主要负责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。

  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,因此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施工,这样以来,不仅给安排食宿的人增加了困难,也增加了防控病毒的难度。仅仅是住宿的酒店,他们就找了一下午。“这一方面是过年,酒店停止了营业,没有保洁和值班的;另一方面是我们人多,又是在这种特殊的疫情下,他们害怕也很正常。”卫霄说。

  后来经过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,并提议让酒店只提供房间,自己去打扫,这样才定了两个酒店,而此时已经是30日凌晨两点多了。无独有偶,吃饭也是一样,没有餐馆开业,只能协调给当地机关做饭的餐馆做盒饭。

  解决了吃住问题,安全问题又成了压在卫霄和同事们心头的大石。

  “以前现场的安全管理,是看得见摸不着的,比如我觉得这个塔吊没做好,肉眼也可以看见,拆了重装或者不要就能解决问题;但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即使沾上了,也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。”卫霄说,在这次施工中,为了做好预防工作,他在29日当晚连夜制定了《疫区施工安全管理制度》和《防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处置方案》,并协调购买了口罩、护目镜、消毒水等防护消毒用品。

  “现在这些资源非常紧缺,不好买。最开始我们只能采取笨办法,和淘宝、京东里面的老板一个个地沟通,感觉就像买彩票。”卫霄说。

  为了加强安全防控,卫霄还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小型医疗站,随时检测施工人员的身体状况,并安排专人每天三次给工人测体温、对宿舍进行消毒,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。

  “其实后勤人员更容易感染,刚开始我没敢跟家人说,怕他们担心。后来打电话,我妈听见很吵,不得已才说了,没想到家人很支持。特别是我爸,因为他也是党员,他说他明白特殊时期党员要干什么。”卫霄自豪地说道。

  一波三折,泡面成为关键支柱

  “接到通知是29日晚10点,我正在哄孩子睡觉。”监控量测负责人翟建国说:“家人听说要去参加建设抗击肺炎的实验室,虽然担心,但也十分支持。我是党员,就必须冲锋在前。”

  当晚,中交二航局就组织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突击队,由翟建国担任突击队长,第二天一早奔赴现场。根据现场工作需要,翟建国将本次突击队分为5人的设计组,主要负责设计的优化细化、沟通协调、设计变更、现场设计支持,并完成竣工图;剩下的2人组成检测组,负责现场试验检测。

  “第一版图纸是31日凌晨四点给我们的,收到图纸后我们就开始工作,消化图纸,完成工程量统计,确保能提供清单去采购材料,保障施工。”然而,当翟建国与同事们完成大部分工作后,设计院又在2月1日凌晨四点出了份新图,而此时距离第二天开工只有4小时,为此,翟建国与同事们必须挑灯夜战。最终,他们在4个小时之后提供了第一、二版图纸的差异和材料清单,并在现场完成了设计交底。

  施工人员是各地抽调过来的,也没有多少时间消化图纸,上手就干。除了做详细的设计交底,翟建国还将设计人员分成两个组,两班倒盯在现场,除了解答现场提出的疑问,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巡视施工现场,找到施工与设计不符的地方,并提醒整改,保证不出现返工,影响进度。检测人员分两班值守,保证全天候施工不停,检测不间断。“由于日夜颠倒,大家经常会错过饭点,一碗热乎的泡面成了大家在深夜的支柱。”

  “能快速地干好工作,与大家的觉悟也有关。”翟建国说。原来,在开始组建突击队时还缺一名暖通专业技术人员,翟建国便联系了离武汉比较近的暖通工程师夏锐,夏锐听到指令后,立即从家里出发,但由于老家封了路,从老家赶过来又受阻,翟建国便联系单位开具证明,确保人员全部到位。

  哪里需要就走向哪里

  见到邓士贵时,他正在实验室旁的角落里打电话——“我挺好,您们别担心。”放下电话,他幸福地笑着说, “一天到晚不是老婆孩子,就是爸妈和岳父岳母。”

  邓士贵是30日中午接到通知的,接到通知时他正在陪小孩看动画片。“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,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抗疫一线,都希望能为抗疫做点什么。”

  接到通知后,他便从蔡甸出发,驱车一个多小时紧急赶到项目部参加会议。会上,邓士贵接到的任务是拿出全部的施工方案、排出进度计划,并且要把计划精确到小时。

  “虽然排施工计划并不难,但要凭空想象来排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邓士贵说。原来,此时邓士贵和同事们手中只有一张平面图,并没有设计院的设计图。只知道这个实验室要求高,但却不知道如何高。因此,他只能和同事们按照以往的建设经验来做方案、拿计划。

  “最主要的是现场要施工的东西太多、太复杂,既有板房安装,又有暖通水电布设,各种管线纵横交错,稍有考虑不周就会漏掉,如果按照漏掉的施工,到最后就会功亏一篑。”邓士贵说,这次排计划就排到第二天的凌晨一点钟,计划排出来后邓士贵要根据后来的设计图进行修改,而每次修改也是修改到凌晨两点多。除此之外,邓士贵的工作还有给现场工人做好交底,确保施工的准确性。

  1月31日晚,计划是排完了,但邓士贵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,第二项任务便是安排他接待从上海过来的材料供应商。由于做实验室的材料并不是一般的材料,加上很多供应商都没营业,以及一大部分材料都供给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,因此材料就更加的紧缺。

  “为了做到既充足又不浪费,项目部便找来供应商现场核算,确保施工顺利完成。”邓士贵说,当晚,供应商要连夜赶到现场查勘,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,他都没睡觉。

  2月1日,项目开工后,邓士贵又化身成为协调人员,与业主和材料供应商协调对接,同时兼现场技术顾问,为现场解答疑难问题。当别人问他,一个人干这么多活累不累时,他说:“我是一名党员,当然是哪里需要就走向哪里,哪管累不累。要说累,大家都累。”